为什么转介到下一位治疗师手中的个案，总被默认为前一次治疗的”失败”——而这份失败的责任，又几乎总是落在来访者身上？ 这个疑问伴随了贺琳·安德森（Harlene Anderson）数十年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她在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接受家庭治疗训练。导师古利辛思维不拘，带着团队开展”多重影响疗法”（MIT）研究（MacGregor et al., 1964）：把来访者的家庭、社交网络、支持系统都邀请进来，用三天时间交叉对话、碰撞反思。该团队推崇并践行反思性学习：从临床实践中总结经验，反哺、优化后续工作（Anderson, 1997a; Cunliffe, 2004; Hoffman, 2002）。 这个团队立下三条规矩：1. 参与会谈的人，由相关关系人自己决定；2. 多元声音与视角不可或缺；3. 每一段对话，都为下一段对话提供启发。 可贺琳没放下这个疑问。她开始长期追踪来访者、学员和同行，认真听他们讲真实的疗愈体验（Anderson, 1997b, 2007）。 来访者的回答很直接。有效的治疗师，能理解自己的处境，愿意用心倾听，不随意打断，给足表达空间；无效的那些，爱评判指责、缺乏尊重，硬套过往案例的方案，给出并不适配的建议。 这些反馈，慢慢长成了合作对话实践（Collaborative-Dialogic Practice，下称CDP）。贺琳发现，哲学、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中的许多表述，比传统心理学的策略式、系统式话语更贴合来访者的真实感受（Anderson, 1997a, 2007, 2012, 2020; Anderson & Goolishian, 1988）。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思想为这一转向奠定了重要理论根基（Freedman & Combs, 1996; Hoffman, 2002, 2007; Olson et al., 2014）。她把这套思想归纳为”后现代理论织锦”（Anderson, 1997a, 2007），并最终发展出一条全新的临床路径——以关系和对话本身作为疗愈的核心载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