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惯性回避的形成，通常是生物本能、学习经验与个体因素共同编织的结果。从进化角度看，避开危险是生存本能，但现代社会中的心理威胁，却让这套机制被误用。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，回避通过经典条件作用和操作条件作用习得。起初，一个中性刺激（如演讲）因某次尴尬经历与恐惧反应联结；接着，个体发现只要逃避这个刺激，焦虑立刻缓解，这种解脱感便强烈地强化了回避行为。最关键的是，回避阻止了恐惧的自然消退——人永远失去了学习“其实没那么可怕”的机会。 童年和家庭环境也深深参与其中。若父母过度保护，在孩子遇到挫折时总是立刻代劳，孩子便难以发展出应对挑战的技能与信心，成年后更易在压力面前退缩。相反，长期处于批评、否定或忽视中的孩子，可能把回避当作保护自尊的策略：既然做不好，不如不做，免得再次体验失败与自我怀疑。此外，创伤性事件，如霸凌、丧失或虐待，会让人对特定线索产生强烈回避，甚至泛化到无关情境。 人格特质同样推波助澜。高神经质、低挫折耐受、完美主义倾向以及对不确定性的低容忍度，都容易让人为了摆脱情绪痛苦而选择逃避。当一个人内心深信“我不应该有负面情绪”或“我无法忍受焦虑”，回避便成了理所当然的自保方式。深层地看，这还与自我认知有关：若心底认定自己“脆弱”“无能”，回避就显得极其合理。多种因素相互加强，使回避从偶然的策略逐渐演变为刻板的习惯，直至个体自己都难以察觉它的存在。
